一份关于北京城中村整治的官方调研报告，历时3年后终于完成，并于日前呈送北京市政府。

　　 本报获悉，这份名为《北京市城区角落调查》的报告，抽样调查分析了北京112个城中村的现状和特点，并就下一步的整治思路和措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。“结合这份报告，北京市几个相关部门正在联合制定城中村管理新办法，具体内容可能会在9月底正式公布。”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梅松告诉本报记者。

　　 此前的9月12日，北京市“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”召开2007年工作项目动员会，整治22个城中村高列榜首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：“本月底前就会确定具体项目并制定相应的整治方案，11月上旬我们会向各区县下达任务书。”

　　 其实，这已是2008年奥运会之前北京市城中村整治计划的收尾之作。

　　 消逝的村落

　　 事实上，早在2002年5月，北京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就组织力量对北京的所有“城中村”进行了普查。

　　 “普查结果是，仅北京城八区就有332个城中村，总占地面积17平方公里，涉及人口数100多万人。” 当时参加调查的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辛向阳介绍。

　　 随后，北京市主要领导多次调研城中村，2004年，“先行整治奥运中心区、重要商务区，从四环内开始整治，呈放射状向周边地区推进”的整治计划最终确定下来上海搬运公司。

　　 按照这个计划，奥运会之前清理四环以内及奥运场馆周边的171个城中村，奥运会结束后至2010年再整治61个。届时，城中村将在北京五环以内彻底消失。

　　 位于北京北五环边上的安宁庄，距离天安门17公里。

　　 一条3米多宽的、坑坑洼洼的马路成了两重世界的分界线——东边是光鲜的高档住宅小区，西边是脏乱破败的村落。

　　 晚上，过往车辆卷起的尘土使得路灯都显得昏黄，走完这条3公里的马路，衣服上就会落一层厚厚的浮尘。路西的大排档，则人满为患，操着各地方言的人们在这里狂嚼大饮，正聊得起劲。

　　 村子里，狭窄的胡同杂乱地伸向不同的方向。破旧的搭棚“争先恐后”地挤在土路边上。路面上污迹斑斑，随处可见菜叶、垃圾，污水肆无忌惮地在路面上流淌。

　　 胡同里人很多——画着浓妆的年轻女孩，抹着发蜡，穿西装行色匆匆的男人，巷角补鞋的鞋匠，穿着睡衣和拖鞋的中年妇女，还有坐在门前小凳上，眼神漠然的老人。

　　 来自四川的张红伢在一个热闹的巷子口开了个日用品商店。他原来是四川南充的农民，2000年携一家老小来到北京。

　　 张红伢自称是这个村子里的“老人”，村子里的事情他都知道。但他却不知道这个村子将在什么时候被拆掉，也不知道村子拆掉后，他要到哪里去......

　　 北京南三环边上的马家堡，整治城中村的行动已经进行一个多月。数百栋民宅已有部分被拆除，剩余街巷的墙上也都画上了斗大的“拆”字。

　　 “依法拆迁，文明拆迁”的标语边上，是搬家公司和房屋租赁、出售的中介广告。其中一张广告上，最便宜的房子售价是27万元。

　　 不久后，这里将出现一条30米宽的马家堡路贯通北京南三环和南四环。其余14公顷土地将被纳入北京市土地储备库等待规划开发。

　　 未来几年里，北京332个城中村，都将迎来类似的未来。

　　 拆迁的资金之累

　　 拆迁问题，在城中村整治过程中不断上演。

　　 丰台区市政管委发布的公告表明，每座产权民宅按照4050元/平米的标准赔付。拆迁居民可以按照先后顺序购买附近的经济适用房，均价每平米5300元—5800元。

　　 让马家堡居民李大妈无法接受的是，她借款上百万在自家平房上加盖的三层小楼、40多间房屋均不在补偿范围之内。“他们赔我的钱连还贷都不够啊！”

　　 丰台区相关负责人解释说，这些未经审批的楼层是违法建筑，不在补偿之列。

　　 然而，马家堡380多座民宅几乎全部都是这种违章搭建的小楼。这里的居民在1994年农转非之后，大都没有职业，就是靠出租房屋养家。房屋的拆迁，除了违章建筑不在补偿之列外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失去了生计的来源。

　　 但丰台区政府也同样感到为难。一个小小的马家堡改造工程，市区两级政府已安排了9亿资金。而丰台区还有51个城中村有待整治。

　　 辛向阳在2002年时曾预测，完成332个城中村改造，需要470亿元资金。但现在这个数字恐怕要翻一番。

　　 北京市市政管委会人士告诉记者，目前改造城中村基本上全部由市区两级政府出资。北京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处提供的数字显示，市级财政2005年安排了15亿专项资金用于整治城中村。这，显然杯水车薪。

　　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梅松透露，在日前提交市政府的调研报告中，有整治方式多元化的建议，以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。

　　 剑指流动人口

　　 资金紧张，并不能动摇北京市整治城中村的决心。整治的背后，北京市分流城区人口的策略正在推进。拆除城中村，压缩城区内流动人口安身空间，便是举措之一。

　　 四川农民张红伢说，在安宁庄这个3000多人的村子里，外来人口占70%。而马家堡一万多人口中，本地居民只有2000多。

　　 辛向阳介绍，2002年的普查，332个城中村中的100多万居民中，外来人口就达到80万。现在的数字有多大，官方则没有准确的数字。

　　 “流动性太大了，无法实时统计。”北京市政管委人士解释。

　　 在新一轮城市规划中，北京的定位被明确为国家首都、国际历史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。按照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(2004—2020)》，北京到2020年必须把总人口控制在1800万以内，方能建成“宜居城市”。而北京市发改委主任丁向阳提供的数字显示，截至今年6月，北京市总体人口规模1550万，其中外来人口357.3万，

　　 15年内人口增长不超过250万，这对北京市政府来说，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目标。

　　 在今年7月26日召开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上，丁向阳透露，下一步将大力加强人口调控，“抑制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。

　　 而加强出租房屋管理和流动人口管理，显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。这一方面可以提高流动人口监管效率，另一方面则会提高外来人口的生存成本，使其自愿向北京郊区流动和转移。

　　 据悉，这个建议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和采纳。来自北京市法制办的消息称，《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》将于年内出台。

　　 而城中村作为以往管理的死角，同时又是外来人口最大的聚居地，自然是北京调控流动人口的重点区域。

　　 记者看到，在马家堡，即使没有拆除的出租房里也已经空空荡荡，村子里的外地租户都已搬走。

　　 那些搬出城中村的外地租户，大部分又都选择了另一个城中村。

　　 搬出马家堡城中村的王先生，又在草桥批发市场附近的城中村住了下来，他在草桥市场租了一个店铺，经营布艺。

　　 这里的城中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拆。

　　 “能捱到哪天就算哪天吧。大不了我也去睡地下通道。”

　　 但即使这样，他也没想过要回老家河南。

本报讯　记者马汉青、孙晶、许静、陆志霖报道：保姆、家政工出高价也请不到，社区小店纷纷闭门谢客，小酒楼不接年夜饭生意，叫外卖送餐特别难，“欢度春节”的条幅甚至找不到人印……春节前后，不少人向本报反映，今年生活服务业有“告急”之势 ，很多从业者宁愿放假，“有钱也不赚”，造成市民生活诸多不便。

春节消费最旺，以往很多外来工瞅准这个机会留在广州赚钱，今年情况却大不相同。就算春运受阻，很多外来工留下来过年，可不少人说过年想休息一下，大过节的不愿为多赚几个钱而劳碌。

最明显的是家政业，这几年年年都有“保姆荒”，今年来得更早。很多市民反映，提前一两个月都难找保姆。一位家政业经营者无奈地向记者摊开双手说，公司属下虽有近千名保姆，但基本都没有空闲的，“就算你多给一倍的工资，叫我马上介绍个保姆，也办不到！”

搬家、理发、洗车、送水、送餐、送煤气、洗衣甚至收废品，这些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业，同样人手不足。市民或是等候时间拉长，或是要“挨贵价”，甚至直接吃“闭门羹”。一些经营者早早就向相熟的顾客打招呼：很多外来员工想放假，所以要搬家、送水、洗衣等，节前就要趁早了。

居民服务业“告急”，市民自然不便。某文化单位的阙先生年廿九瓶装气没了，“几乎找遍了广州”，就是找不到开工的充气点。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，花了120元外加一包烟。贵是贵点，他已连称幸运。

一些单位也受影响，广州一家行政机关想在春节前几天印“欢度春节”的条幅，结果发现印刷店早就放假了，找不到工人制作。

老板们说，肯定不想“有钱不赚”，但苦于找不到人干活。一些搬家公司说，春节前搬运工人已经走了八九成，加钱也难留住，面对节前业务增加两三成的商机，他们也只有徒叹奈何。

甚至是年年火爆、经营者都抢着做的“团年饭”，今年也有很多小餐馆放员工大假，不干了。为啥？有经营者算了笔账，由于招工难，今年来劳动成本的支出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，做年夜饭至少要80个人连轴转，仅人力成本一项就要多支出好几万元！

与往年相比，今年春节，越来越多的居民服务业“告急”，影响越来越“贴身”。原因依旧是外来工返乡造成的临时性空档吗？中山大学人力资源专家卓鸥副教授认为，这应看作一个新的重要信号：受劳动力结构性供应不足影响的，已不限于劳动密集型工厂，近几年所谓的“民工荒”正逐渐向城市居民服务业扩展。这个新问题应引起各方足够重视。